你要为自己的"慷慨的鲁莽"付出相应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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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创始人，长期以来为大家所知。但是关于他在晚年时期逃脱纳粹魔掌的故事，当时他已接近临终，很少被提及。
1938年，纳粹德国正式吞并奥地利。当时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的最出名人物之一就是弗洛伊德。作为一个犹太人和纳粹所仇视的理论的创始人，自然成为了盖世太保的目标。当时，弗洛伊德被视为一个看穿人性黑暗并对邪恶势力发展有一系列敏锐观察和评论的大师。不幸的是，他可以看透他人和世界，但对于自己的处境却显示出一些一厢情愿和拖延，比如总是认为奥地利最终会安然无恙，他会逃脱。一些分析家认为，他多年来一直患癌症，身体不堪。他可能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同时，他热爱维也纳，这是他有着一生事业的地方，不想在别处死去。这些因素让他在盖世太保袭击他的办公室和住宅之后，不愿意搬迁。
最终促使他决定逃离的是他年轻的女儿安娜。当时安娜才四十几岁，前途还很长。弗洛伊德也知道这个小女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离开他。在盖世太保闯入后，安娜曾经询问弗洛伊德是否全家一起自杀。弗洛伊德拒绝了。
在这样的世界里，安排逃跑已经很困难。最后，是金钱和影响力的互动。统治奥地利的纳粹尽了最大努力勒索那些想逃离的富有的犹太人。弗洛伊德已经奄奄一息，显然不是一个有很大战略意义的人。结果，远在法国的拿破仑的侄女提供了一大笔钱。作为弗洛伊德的前病人，美国驻法国大使不仅支付了这笔钱，还提醒纳粹当局：美国政府将严肃对待如何对待弗洛伊德。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行动，弗洛伊德一家获得了逃脱的许可。他们乘坐火车，穿过德国，在6月初进入法国，获得了自由。这时，弗洛伊德只剩下15个月的生命...
一位历史学家感叹道：20世纪初的几年里，弗洛伊德和希特勒都在维也纳，但他们的身份完全不同。弗洛伊德是个似神一般的精神病学家，也是个大富豪。希特勒则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人甚至想象过这两个人可能见过面，弗洛伊德可能看着可怜的希特勒给了他几个硬币。出乎意料的是，30年后，世界翻天覆地。那个无家可归的人让世界在他脚下颤抖。那个高贵的医生，用尽最后一口气，从他不愿离开，一直到他去世的家乡逃离了...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学者的流亡国家非常分散。31%的人选择了美国作为第一站，21%选择了法国，14%选择了英国，11%选择了瑞士，6%选择了意大利，6%选择了巴勒斯坦，这也是最为集中的选择。
流亡必然需要经历痛苦的适应过程。这些德国流亡学者本来拥有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和稳定的经济条件。在国外流亡后，他们不得不面对语言障碍、心理差距和流亡的沮丧。
此外，由于德国曾经是世界文化和科学的中心，知识分子受到世界的尊重，流亡后的心理差距更加巨大。
这一适应期也影响了许多人的选择。例如，很多德国流亡学者最初选择瑞士是因为语言的一致性。选择美国的学者通常有良好的英语基础。
此外，由于自然科学和医学领域具有国际性和实用性，并且德国在1933年之前曾是这两个领域的世界领先者，这两个学科的流亡学者更容易被接纳。有趣的是，由于经济危机，经济学家也成为宠儿。相比之下，人文学科的学者因为强调国籍，流亡后的选择范围更窄。
学者的流亡与普通难民不同。他们会考虑自己未来的大学工作。从这个角度看，虽然法国、瑞士、意大利等欧洲大陆国家地理上距离德国很近，但它们并不是最佳选择，因为这些国家的大学过于封闭，难以为德国流亡学者提供长期的工作机会。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国家将相继衰落。对于德国流亡学者来说，这些国家只是过渡站而已。
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大学招生处于停滞阶段，而"创造社会精英"的教育理念与魏玛时代德国提倡科学研究的思想不一致。正是因为如此，尽管英国是第一个对德国学者表示同情并伸出援助之手的国家，但由于大学体制的限制，仍然无法为德国流亡学者提供足够的长期工作机会。因此，英国对于德国流亡学者来说只是一个过渡站。
相比之下，美国的大学体制更适合接纳德国流亡学者。当时，美国的大专院校迅速扩张，学生和研究生的数量也迅速增长，大学教育也从精英教育转向普及教育。与欧洲大陆国家和英国相比，美国能够提供更多适合德国流亡学者的职位。
当然，美国对于流亡学者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例如，许多学科（如法律）完全以实用主义为目标，以专业资格考试为终极目标，这使得习惯于科学研究的德国学者很难适应。
此外，德国人对美国文化的疑虑也使许多流亡学者不会把美国放在第一位。尽管当时美国大学的开放程度值得称赞，但过度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显然与德国学者的一贯价值观不一致。
然而，美国人的倡议扭转了这种局面。早在1933年，德国颁布《公职人员复员法》之后，美国就对德国大学打压和开除学者的事件极为关注，舆论普遍持同情态度。美国学术界也迅速建立了紧急委员会协助外国流亡学者（后来更名为紧急委员会协助德国流亡学者），提议“挽救那些因纳粹暴政被驱逐出欧洲大学的学者”。许多美国学者清楚地意识到，德国的文化净化实际上是美国科学界发展的机会。值得珍视的是，这些美国学者没有考虑“不让外人抢走他们的工作”，而是积极地向政府和各个机构提建议，希望充分接纳德国学者。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美国在接纳德国流亡学者方面做得并不好。首先，尽管学院和大学正在扩招，但对流亡学者的安置并不是很好，安置的学者数量也不算多。更重要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些年里，孤立主义在美国盛行，大部分美国人反对放宽移民限额。因此，美国政府对接纳欧洲难民也采取保守态度，这影响了美国大学接纳德国流亡学者的情况。美国大学存在反犹太主义的现象，也让德国流亡学者感到寒意。
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洛克菲勒基金会挺身而出。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基金会。早在20世纪20年代，当德国仍处于威玛共和国的轻松氛围中时，它就开始关注德国学者。
洛克菲勒公司在这个基金会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它最初完全资助医学领域，后来于1920年后逐渐开始关注社会科学领域，并在德国资助了大量科研项目。当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大学大规模开除学者，洛克菲勒基金会也开始就未来的选择进行辩论。
最初，基金会的一些人也受到反犹太主义的影响，错误地判断了德国的情况，认为这只是一个短期措施。但很快，基金会澄清了其方向，并从之前的德国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撤资，并将其改为德国流亡学者的救援计划。
因为当时美国国内的大学仍存在反犹太主义，移民配额没有放宽，大学也无法提供多个职位，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选择了一种变通办法，利用援助资金将一些流亡学者临时安置在欧洲。
同时，协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美国扮演沟通平台的角色，并逐渐消除大学对接纳德国流亡学者的疑虑。
纽约新学院社会研究院成立的流亡大学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多的援助，总计54万美元，并成功拯救了180名欧洲流亡学者。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级研究所致力于接收自然科学领域的流亡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整体接纳了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 当然，这种集中接纳只针对少数人。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协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有意将流亡学者分别安置在不同的大学，每所大学不超过三人，这减轻了大学的压力和敌意。
后来，欧洲局势恶化，导致美国社会逐渐放弃孤立主义，开始接纳更多的难民，包括学者。与此同时，由于欧洲国家相继陷入战争，许多最初没有选择美国的流亡学者从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流入美国。
之前抵达美国并成功安家的德国流亡学者以优秀的学术成就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也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接纳德国流亡学者不仅是人道主义的，也是美国发展的重要机遇。
因此，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加入行列，宗教组织、慈善组织，甚至拥有高比例犹太人口的好莱坞和其他电影公司都为拯救德国流亡学者做出了贡献。此外，援助很快不再仅限于学者，还包括律师、医生、工程师、媒体人士和艺术家。
到1945年，美国成为接收最多犹太难民的国家，也是接收最多德国流亡学者甚至知识分子的国家。
数据显示，除了流亡学者，美国还接纳了811名合法工作者，2,352名医生，682名记者，645名工程师，465名音乐家，296名视觉艺术家和1,281名其他文化领域的专业人士。仅在德国和奥地利，超过60%的流亡知识分子最终移民到美国。美国无疑成为这一优质群体大规模迁徙的最大受益者。
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质量群体大规模迁徙，但并非最后一次。十多年后，在柏林墙建立前后，东德甚至东欧的知识分子也发起了类似的大规模迁徙。
存在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对话 - 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马克斯·冯·劳尔曾站出来抗议纳粹，认为文化清洗对德国科学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希特勒的回答像疯子一样。他说：“即使是为了科学，我们的国家政策也不会被撤销或改变。如果驱逐犹太科学家意味着摧毁现代德国科学，那就让我们在未来实施我们的国家政策，没有科学！” 在这个疯狂的回答中，德国的悲剧已经注定。在1933年至1934年之间，德国大学解雇了1,145名教师。在1935年宣布纽伦堡法后的那一年，近500名大学教师被解雇。在这两波裁员中，解雇了497名自然科学学者（包括化学领域的165名和物理学领域的124名）、459名医学学者、392名社会科学学者（包括经济学家148名、法学家112名、历史学家53名、社会学家40名、心理学家27名和教育学家12名），以及291名人文学者。
1937年至1938年间，德国的大学解雇了160多名大学教师，他们“有非德国配偶或不同类型的配偶”。此时，被解雇的德国大学教师比例已达到了39%，其中包括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损失了47%。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并解雇了400多名具有犹太血统或犹太配偶的奥地利大学教师。
最荒谬的是，这些空缺的大学教职被那些没文化的纳粹党官员占据了，他们成为学校中最有权势的人。他们能教给学生什么？
对于犹太后裔的学者来说，他们基本上在纳粹德国找不到工作，只能依靠犹太社区的临时资金勉强生存。而且，情况日益紧迫，唯一的出路就是流亡海外，否则等待他们的将是集中营和毒气室。
实际上，早在1933年，一些德国学者就选择了流亡。但当时，大多数人仍然无法看清当前的局势，选择留在德国，希望情况会缓和。但希特勒显然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流亡之路，在1938年的“水晶之夜”之后达到了高潮。
数据显示，在被逐出德国和奥地利的2200名学者中，超过1400人选择流亡，而200至300人由于疾病等原因自然而然地去世。剩下的500多人在1942年后大多被送往捷克共和国的特雷津集中营，与来自各个欧洲国家的犹太知识分子一起被杀害。
1933年4月7日，希特勒颁布了《公务员复职法》，宣布解职所有与纳粹主义原则不符的公务员。这一"整合"运动也波及了德国的大学，并成为了一场驱逐犹太知识分子的文化净化。
这也是德国文化史上最肮脏、最可耻的场景，因为当大量的知识分子被打压和迫害时，本应具有独立精神的德国高校却集体效忠希特勒。即使几十年后，德国人仍然对这一场景感到羞耻，并把它视为国家衰落的重要标志。
接着发生了焚书事件。在柏林的贝贝尔广场上，大量的德国经典作品被焚毁，包括海涅、普鲁斯、卡夫卡、爱因斯坦、弗洛伊德、赫尔曼·黑塞、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曼和巴尔拉赫等作家的书籍，从那时起近3000本书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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