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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醒時分：墮落與高尚
墮落很容易，高尚很困難。
靈魂拷問：先下後上？還是先上後下？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何以解困？唯有深跌重買。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
如果命運沒讓你大笑，那是因為你根本沒弄懂那笑話。如果金融交易沒讓你發大財，那是因為你根本沒覺悟金融交易的真諦！
如果命運沒讓你大笑，那是因為你沒理解這個笑話。如果金融交易不能讓你致富，那是因為你還未領悟金融交易的真正意義！
一張物理諾貝爾獎得主的照片折射出世界各國各族裔的思想自由、學術自由、教育理念、科學研究的差異，沒有彎道超車，只有自由、平等、博愛才能導致思想繁榮，學術繁榮，科學繁榮。所謂的高度一致，高度統一，只能產生一潭死水，足不前，萬馬齊喑。這是導致東西方差距的最根本原因。
一張物理諾貝爾獎得主的照片反映出世界各族裔在意識形態自由、學術自由、教育觀念和科研中的差異。沒有超車彎曲，只有自由、平等和博愛才能帶來思想、學術和科學的繁榮。所謂的高度一致，高度統一，只會造成一潭死水，停滯不前，萬馬齊喑。這是東西方差距的最根本原因。
量子力學是20世紀與相對論並列的兩大基礎學科，也是20世紀最激動人心的一場物理學的思想革命。愛因斯坦就採用了光量子假說，他認為光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波，不是單純的波，光其實就是攜帶一份一份能量包的微粒狀態。所以某種意義上說，愛因斯坦的光電效應其實就標誌著量子論早期的一個重要成就，成為量子力學早期的領軍人物之一。愛因斯坦被美國《時代周刊》評選為20世紀的“世紀偉人”。他開創了現代科學技術新紀元，被公認為是繼伽利略之後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他是這個世界的“獨行者”，擁有著超凡脫俗的想象力，愛因斯坦曾說過，他相信直覺，覺得想象力比知識重要；自己沒有什麼特別的才能，不過是喜歡撬根問底追問問題罷了。隨著量子力學的發展，人們越來越發現，量子力學以更加奇怪的方式改變了人們對微觀世界的認識。
但愛因斯坦也有犯錯的時候。他一生堅決不相信量子力學的機率解釋，而且有一句名言叫：上帝不擲骰子。也就是說，上帝當然是要給出這個世界的確定性答案。所以愛因斯坦為此一直強調量子力學大概只是一個過渡理論，大概只是一個唯象理論，它沒有真正的發現這個世界的真正本質。但是隨著量子力學的進一步發展，發展的方向完全出乎愛因斯坦意料之外。以尼爾斯·波爾(Niels Bohr)為代表的量子力學第二代人物，與愛因斯坦之間發生了很多嚴重分歧。最有名的分歧就是尼爾斯·波爾和愛因斯坦有一場關於量子力學是否不完整、不完全的一場劇烈的爭論。愛因斯坦想了很多實驗，逼問尼爾斯·波爾，都被尼爾斯·波爾一一化解，表示量子力學就是這個樣子的。愛因斯坦晚年曾經想設計一些實驗來證明量子力學是不完整的。等他們倆都去世以後，物理學的最新發展表明，愛因斯坦是錯的，尼爾斯·波爾是對的，量子力學儘管看起來十分的奇特，它的世界圖像看起來實在很荒謬，但是它是完整的、完備的，它是與實驗完全符合的。
廣義相對論的基本工作也是由一個人完成的。儘管在過程中許多人與他討論、商榷，但他獨自一人完成了所有的事情。這種獨行獨斷的性格，有可能影響了愛因斯坦後期的科學事業。他沒能在當時火熱的量子力學領域取得更多成就，相反地跟量子力學的科學家們漸行漸遠。越到晚年，他的工作就越沒有人跟隨，他所設想的統一場論理念，到死也沒有完成。
尼爾斯·亨里克·達維德·波爾[a]（丹麥語：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年10月7日—1962年11月18日），丹麥物理學家，1922年因“他對原子結構以及從原子發射出的輻射的研究”而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波爾發展出原子的波爾模型。這一模型利用量子化的概念來合理地解釋了氫原子的光譜。他還提出量子力學中的互補原理。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間量子力學及相關議題研究者的活動中心，哥本哈根大學的理論物理研究所（現名尼爾斯·波爾研究所），也是由波爾在1921年創辦的。
20世紀30年代，波爾積極幫助來自納粹德國的流亡者。在納粹德國佔領丹麥後，波爾與主持德國核武器開發計畫的海森堡進行了一次著名會談。他在得知可能被德國人逮捕後，經由瑞典流亡至英國，並於該國參與了合金管工程。這是英國在曼哈頓計畫中承擔的任務。戰後，他呼籲各國就和平利用核能進行合作。他參與了歐洲核子研究組織及丹麥原子能委員會里瑟研究部的創建，並於1957年成為北歐理論物理研究所的首任主席。為紀念波爾，國際純粹與應用化學聯合會決定以他的名字命名107號元素，𨨏。
尼爾斯·波爾1885年10月7日出生於丹麥哥本哈根。父親克里斯蒂安·波爾是哥本哈根大學生理學教授。母親埃倫·阿德勒·波爾出身於一個在銀行業和政界都聲名顯赫的猶太富商家族。姐姐珍妮後來成為一位教師。弟弟哈拉爾則成為一位數學家。哈拉爾還曾是丹麥國家足球隊的成員，並代表丹麥參加了1908年夏季奧運會的足球比賽。尼爾斯也非常喜歡足球，並與弟弟一起曾為哥本哈根的學院足球俱樂部出場了幾次比賽，司職守門員。
波爾七歲起開始在伽末爾霍姆拉丁語學校學習，除了丹麥語寫作之外，他的絕大部分科目都成績優異。他在這一時期也已展示出對於物理學的熱情。1903年，他進入哥本哈根大學學習物理。他的導師是該所大學當時唯一的物理學教授克里斯蒂安·克里斯蒂安森。波爾還在托瓦爾·N·蒂勒教授的指導下學習了天文學與數學，並跟隨父親的好友哈拉爾·許夫定教授學習哲學。
丹麥皇家科學院1905年舉辦了一場物理論文競賽。題目是研究瑞利男爵在1879年提出的一種測量液體表面張力的方法：依據測量水射流的流速、截面面積與半徑振動頻率去估算其表面張力。由於哥本哈根大學當時沒有物理實驗室，波爾只得在父親的實驗室進行一系列實驗。為了完成實驗，他還自行製作了截面為特定橢圓的玻璃試管。他最終的成果超過了原來設定的要求。他對於瑞利勳爵的理論與方法加以改善，提出了一種考慮到水的黏性的測量方法。而且他的方法不但能處理無限小振幅振動的案例，還能處理有限振幅振動的案例。他的論文儘管是在臨近截止期限前幾分鐘提交的，但還是為他贏得了金牌。後來，他又將這篇論文加以改進，然後送交英國皇家學會，並在《自然科學會報》發表。
波爾在這一時期經由許夫定接觸到丹麥哲學家索倫·奧貝·克爾凱郭爾的著作，並且曾經將克氏的著作送給弟弟作為生日禮物[14]。波爾非常欣賞克氏的語言及行文風格，但他曾親口承認不太贊同克氏的一些觀點。這可能是克氏在其著作中宣揚的基督教教義與波爾的無神論觀點相抵觸。
克氏對於玻爾到底產生了多大程度的影響仍然存在爭議。一些傳記作者認為克氏對於玻爾的影響非常小，他們相信玻爾對於克氏的反對言論是發自真心的。另外一些傳記作者則認為玻爾雖然不能接受克氏哲學的具體內容，但仍認同其總體的前提及架構。
1909年4月，玻爾的弟弟比他早九個月獲得數學碩士學位。當時學生的學位論文題目只能由論文導師給定，而玻爾的論文導師克里斯蒂安森所給的題目是金屬的電子理論。玻爾後來又將他的碩士學位論文進一步發揮與擴充成其博士學位論文，在檢索相關文獻後，決定採用金屬電子理論模型。這一模型是由保羅·德魯德提出，後來又經亨德里克·洛倫茲詳述，而模型中金屬的電子性質與氣體分子類似。玻爾將洛倫茲的模型加以延伸，假定電子與離子之間的作用力與它們之間距離的n次方成反比，其中n為任意實數。玻爾雖然通過這一假定推導出了較好結果，但仍不能對於湯姆孫效應、霍爾效應等現象給出合理解釋。因此他推斷，經典電子理論並不能解釋金屬的磁性質。他個人認為這是一種量子效應。這篇學位論文1911年4月被接受。他在5月13日進行了論文的正式答辯。玻爾在博士論文中所做的工作雖然具有一定突破性，但由於是以丹麥語寫成的，因而並沒有引起北歐以外的學者的關注。1921年，荷蘭物理學家亨德莉卡·約翰娜·范萊文獨立地推導出了相同的結果。後世的物理學家因而稱這一金屬的磁性質理論為玻爾-范萊文定理。
1910年，玻爾結識了瑪格麗特·內隆德（Margrethe Nørlund），她是數學家尼爾斯·埃里克·內隆德的妹妹。1912年8月1日，二人在斯勞厄爾瑟市政大廳舉行結婚儀式。玻爾於婚前退出丹麥教會，他弟弟哈拉爾也在結婚前離開教會。尼爾斯和瑪格麗特倆人情深。二人共育有6個兒子。長子克里斯蒂安1934年死於船難，幼子哈拉爾因腦膜炎早夭。奧格繼承玻爾的衣缽研究物理，並獲得了1975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漢斯、埃里克與歐內斯特則分別成為內科醫生、化學工程師及律師。歐內斯特還像他的叔叔那樣代表丹麥參加1948年倫敦奧運會的草地曲棍球項目的比賽。
愛因斯坦曾於1909年提出，在描述光的物理行為時，必須將其波動性與粒子性都納入考量。1923年，路易·德布羅意假定物質粒子也都具有波粒二象性，即具有波動和粒子的雙重性質。這一論述後來稱為德布羅意假說。1927年，戴維森－革末實驗驗證了德布羅意假說。這一系列重要發展促使玻爾與海森堡聚焦研究波粒二象性，可是，由於其極具難度，盡管絞盡腦汁研究探索，他們仍舊無法找到正確解答。1927年2月，玻爾在挪威療養時構想出了互補原理。這一原理闡明，基於不同的實驗框架，事物會表現出像波粒二象性這樣明顯對立的雙重性質。在同一段時期，海森堡也發展出不確定性原理。那年秋天，海森堡升遷為萊比錫大學的教授。從4月份開始，延續了一整個暑期，奧斯卡·克萊因負責聽寫玻爾口述與修改關於互補原理的論文。同年9月，在意大利科莫召開的伏打會議中，玻爾首次提出互補原理。從量子力學的新概念所衍生的哲學問題引起了廣泛的爭論。盡管為量子力學貢獻良多，愛因斯坦對於這些新概念還是提出了諸多批評。互補原理也不在例外。愛因斯坦與玻爾後來就這些問題進行了旷日持久的論爭，直到愛因斯坦去世。
隨著納粹主義的崛起，很多學者或因其猶太出身或因與政府持不同政見而逃離了德國。1933年，洛克菲勒基金會專門劃撥款項來援助這些流亡的學者。同年5月，玻爾在造訪美國時與洛克菲勒基金會當時的主席馬克斯·邁森討論了這個項目。玻爾提供這些流亡學者臨時在他的研究所裡工作，給予他們資金援助，幫助他們獲得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並最終幫助他們在世界各地的研究所找到工作。他曾經幫助過的學者包括圭多·貝克、費利克斯·布洛赫、 詹姆斯·弗蘭克、 喬治·德海韋西、奧托·羅伯特·弗里施、希爾德·利瓦伊、莉澤·邁特納、喬治·普列切克、尤金·拉賓諾維奇、斯特藩·羅森塔爾、埃里希·恩斯特·施奈德、愛德華·泰勒、阿瑟·馮·希佩爾以及維克托·魏斯科普夫。
1940年4月，納粹德國佔領了丹麥。為了防止德國人發現馬克斯·馮·勞厄以及詹姆斯·弗蘭克的諾貝爾金質獎章，玻爾讓德海韋西將它們溶解在王水中，並存放在研究所的書架上直至二戰結束。戰後，諾貝爾基金會利用從中析出的黃金重新鑄造了兩枚獎章。玻爾努力維持研究所的運營，但所有外籍學者此時都已經離開了。
玻爾意識到了利用鈾-235製造原子彈的可能性，並在戰爭爆發不久後向英國與丹麥當局說明了這一點，但他當時並不相信以當時的技術能提純出足夠的鈾-235。1941年9月，已成為德國核武器開發計劃首席科學家的海森堡拜訪了身處哥本哈根的玻爾。在這次會面中，二人進行了一次私人談話。但談話的內容因來自各方大相徑庭的描述而引起後世諸多的猜測。。
在海森堡1957年寫給當時正在編輯《比一千個太陽更耀眼：原子科學家們的個人史》的羅伯特·容克的信中，他說當時拜訪哥本哈根的用意是想告訴玻爾一些德國科學家有關原子彈的看法：只有在耗費巨大資源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製造出原子彈。在那時，德國科學家高估了需要耗費的資源，這使得雙方的科學家成為影響未來原子彈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因為他們可以讓納粹政府知道原子彈可能來不及用在戰場。然而，當海森堡透露這看法給玻爾知道時，玻爾感到無比震驚，玻爾以為海森堡想要將德國在製造原子彈上獲得重大成果的信息傳達給他。很可惜的是，海森堡無法澄清這誤解，他不能更直白地說出他心裡的話，因為納粹政府很可能會監聽到這些話，並且未來用為迫害他的不利證據；而玻爾已不再能夠信任他，玻爾懷疑他不是不誠實，就是被納粹政府利用了。很明顯地，這次會談並未達成海森堡的目的，海森堡很不滿意這次會談的效果。
當玻爾讀到這本書的丹麥語譯本中的相關章節後，他起草一封致海森堡的信。在信裡，他讓海森堡知道，海森堡對於那次會談的記憶有誤，他又作出解釋，在會談時為什麼對海森堡的德國能獲得戰爭勝利以及德國能發展出原子武器的看法保持沉默是金的態度，這是因為他們應被視為在一場戰爭中的對立雙方代表，海森堡可能是過度緊張，因此把他的沉默誤認為震驚，如果他曾經表現出任何震驚的行為，那可能是因為他聽到有關德國正在參與一場原子武器競賽的消息，而並不是因為海森堡表示原子彈是可以被製成的。這封信並沒有寄出。
迈克尔·弗莱恩在他1998年寫的戲劇《哥本哈根》中探尋了海森堡與玻爾1941年的會面中可能發生了什麼。2002年，由英國廣播公司製作的該劇的電視電影版9月26日首次登上螢幕。
1943年9月，玻爾和他的弟弟哈拉爾得到消息。由於他們的母親埃倫·阿德勒·玻爾的猶太人出身，納粹將他們一家認定為猶太人。他們因此面臨被逮捕的危險。9月29日，丹麥抵抗組織幫助玻爾和他的妻子經海路逃至瑞典。次日，玻爾力勸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五世公開瑞典為猶太流亡者提供政治避難的政策。1943年10月2日，瑞典政府通過廣播宣布已經準備好提供政治避難。隨後，丹麥國民開始自發進行大規模的丹麥猶太人拯救運動。一些歷史學家認為玻爾的行動是大規模拯救運動的直接誘因，而另外一些歷史學家則認為玻爾儘管已為丹麥猶太人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但他的行為並非這大規模行動的決定性原因。最終，七千余名丹麥猶太人逃到了瑞典。
當玻爾出逃的消息傳到英國後，彻韋爾子爵向他發了份電報邀請他來英國。玻爾乘英國海外航空所屬的一架德哈維蘭蚊式轟炸機10月6日抵達蘇格蘭。為了用於裝載珍貴物資或是重要乘客，這種不帶武裝的高速轟炸機被改造為小型運輸機，由於飛行速度較快以及飛行高度較高，盡管當時挪威已被德國佔領，它能夠穿過挪威上空而不被德國戰鬥機騷擾。在飛機的炸彈艙置放了一個褥墊，玻爾躺在褥墊上度過了3個小時的飛行航程。在飛行途中，由於飛行帽尺寸不合適，玻爾沒有把飛行帽帶上，因此沒有聽到飛行員指示把氧氣面罩帶上，這導致了飛機在飛經挪威上空時，由於爬升至較高的飛行高度，玻爾因高空缺氧而暈了過去。飛機飛到北海上空後，由於飛行高度稍微下降，他才醒過來。玻爾的兒子奧格一周後乘另一個航班抵達英國，並成為他的個人助理。
玻爾受到了詹姆斯·查德威克以及韋弗利子爵的熱情接待，但出於安全因素考量，玻爾並沒有出現在公眾視野裡。他被安排住在聖詹姆斯宮的一個公寓裡。並與合金管工程團隊共事。玻爾驚訝於當時核武器的發展進度。查德威克安排玻爾以合金管工程顧問的身份訪問美國，奧格擔任他的助手。1943年12月8日，玻爾到達華盛頓。在那裡，他與主持曼哈頓計劃的萊斯利·格羅夫斯中將進行了會面。隨後他又拜訪了當時身處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愛因斯坦與泡利，並前往當時正負責核武器研發的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出於安全因素考量，官方為玻爾父子取了化名。玻爾的化名為尼古拉斯·貝克，他的兒子奧格的化名為詹姆斯·貝克。
玻爾並沒有留在洛斯阿拉莫斯。但在之後兩年，他又多次訪問那裡。羅伯特·奧本海默稱玻爾“對於那些年輕人來說就像是科學事業上的父親一樣”。這些年輕人中就包括物理學家理查德·費曼。玻爾曾說：“他們在製作原子彈這件事上並不需要我的幫助。”但奧本海默认為玻爾在調制中子起爆器的研制上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奧本海默說：“這個裝置一直是個難題。但1945年2月經玻爾說明後，一切就變得十分清楚了。”
玻爾很早就意識到核武器會改變國際關係格局。1944年4月，他收到了彼得·卡皮察的來信。這封信是在玻爾還在瑞典時寫的。信中卡皮察邀請玻爾到蘇聯來，並告知玻爾蘇聯已經意識到了英美的核計劃並力爭趕上兩國的進度。玻爾在給卡皮查的回信中不置可否，並在寄出前交給英國當局審閱。1944年5月16日，玻爾面見溫斯頓·丘吉爾，卻發現與他意見迥異。丘吉爾並不贊同將核計劃向蘇聯公開的想法。他在一封信中寫道：“玻爾的活動應該受到限制，否則他很快就要到道德犯罪的邊緣了。”
奧本海默建議玻爾面見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說服他與蘇聯共享曼哈頓計劃以加快研發進度。玻爾的朋友，時任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費利克斯·弗蘭克福特將玻爾的意見告知總統。羅斯福1944年8月26日會見了玻爾，並建議他回英國，嘗試去說服英國當局。當丘吉爾和羅斯福1944年9月19日在海德公園會面時，決定不將核計劃公之於眾。而在他們談話的備忘錄中，還附加了這樣的條款：“應該對玻爾教授的行動加以關注，並確保他能承擔不洩密的責任，特別是對俄國人。”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告終，玻爾在1945年8月25日回到了哥本哈根，並於9月21日重新當選為丹麥皇家科學院院長。1947年10月17日，在克里斯蒂安十世的追悼儀式上，國王弗雷德里克九世宣布授予玻爾大象勳章。通常只有王室成員和國家元首能獲此殊榮。國王說這一榮譽不僅僅只是授予玻爾個人，更是授予整個丹麥科學界。玻爾設計了自己的紋章。紋章中附有太極圖以及格言“對立即互補”（拉丁語：contraria sunt complementa）。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國政府發現，自然科學亟需大量的財力和物力的支持，特別是在物理領域。為避免人才進一步外流到美國，歐洲核子研究組織（簡稱CERN）被迅速組建發展，這是一所高能量實驗室，專注於對於物質的最小組分與他們所感受到的基礎力做理論與實驗研究。為了趕上其他國家的物理水準，並且發現新物理現象，CERN必須承擔更為龐大的大科學項目，即建造能量更高的新一代粒子加速器。在選址方面。玻爾和克拉默預設為位於哥本哈根的研究所會是一個理想的場所。但主持前期討論的皮埃爾·奧格並不同意。他認為玻爾的研究所已經不再是最一流的研究所了，而且玻爾的存在會掩過其他的科學家。經過長期的爭論後，玻爾在1952年二月表示願意向CERN提供援助。同年十月，CERN的地址被選定在日內瓦。在當地的研究設施就緒前，CERN的研究機構一直在哥本哈根作業至1957年。後來就任CERN主任的維克托·魏斯科普夫說：“也許有其他人來構想和創建CERN。但如果沒有一個人的支持，其他人的熱情和才智都是遠遠不夠的。”
1957年，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成立了北歐理論物理研究所，由玻爾擔任其主任。1956年2月，玻爾還參與了丹麦原子能委員會里瑟研究部的創建，並出任了其首任主任。
玻爾1962年因心臟衰竭在他的家中去世。他的遺體被火化。他的骨灰與他父母、弟弟以及長子克里斯蒂安的骨灰一起安葬在位於哥本哈根阿西斯滕斯公墓的家族墓地中。多年後，他妻子的骨灰也被安葬在那裡。1965年10月7日，玻爾冥誕80周年之際，理論物理研究所正式更名為尼爾斯·玻爾研究所。
1950年6月，玻爾在寫給聯合國的一封公開信中呼籲國際社會就和平利用核能進行合作。1950年代，在蘇聯進行第一次核試驗後，在國際原子能機構所採納的防止核武器擴散措施中可以找到玻爾的一些點子。1957年，玻爾獲得了首次頒發的原子和平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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