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和亚当斯密的经典经济学相对应，全球化还一定程度加深了很多国家的“专长”，让他们深耕于某一个领域并取得极大成就，自然形成了“术业有专攻”，不断地促进市场化技术创新。郝倩/發自瑞士日內瓦
在昨日的世界貿易組織2024公共論壇上，哈佛大學經濟政策實踐教授，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傑森·福爾曼（Jason Furman）分析了國際貿易的重要性。他強調說，在過去25年，全球化極大提升了居民福利，是減少全球性不平等的關鍵。
（圖片來源：世貿組織）「雖然這期間全球人口增加了20億，依然有超過10億擺脫了極度貧困，這就意味着整體上全球消除了七成的貧困。」福爾曼補充說，全球化還不僅是消除貧困這麼簡單，因爲與此同時，諸多和人類進步相關的關鍵指標都有了改善，比如平均壽命，新生兒和幼兒死亡率，以及文化普及力。這些進步主要得益於經濟全球化。全球化不僅意味着貨物和服務的流動，也包括資本的流動，外商直接投資，以及人和觀點的跨境交流，國際教育的交流。全球化改善了經濟水平，並讓這些財富被更高效的分配於人們生活質量相關的方方面面。
與此同時，和亞當斯密的經典經濟學相對應，全球化還一定程度加深了很多國家的「專長」，讓他們深耕於某一個領域並取得極大成就，自然形成了「術業有專攻」，不斷地促進市場化技術創新。
就美國的情況而言，福爾曼認爲，在過去幾十年，美國的生產力提升有1/4是由全球貿易所帶來的，帶來了實際的工資增長。從平均工資水平的勞動者的角度來說，他們的購買力實際提升了25%，這也是受益於國際貿易，讓他們可以享受到來自全球各地質優價廉的各色商品。這同樣讓低收入群體提升了購買力。
即使取得了上述的成就，福爾曼也看到了全球化面臨着懷疑論和政治上的抵制。
他認爲，對於全球化的質疑主要來自廣爲傳播的一些「誤解」，這些「誤解」認爲貿易是受益了少數人，卻沒有照顧到大多數。這一「誤解」本身，忽視了全球化在減少全球不平等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2000年到2020年期間。很多擁抱全球貿易的國家實現了大幅經濟增長，而那些讓自己與全球化隔絕的國家和地區，卻可能失去了這一機會。
針對貿易有一個誤解，就是將貿易和科技創新視作根本上完全不同的兩種事物。對此，福爾曼用了一個絕妙的比喻來進行解釋：「如果你有一個機器，可以將大豆直接變成汽車。但這個機器的出現，可能很多人會失去工作。在這種情形下，大家可能會同情因爲這臺機器失去了工作的工人，補償他們，但不會對這個機器本身有太大的意見。可實際上貿易就如同這台可以將大豆直接變成汽車的神奇機器。你將大豆放入集裝箱，運到另一個國家，運回汽車。雖然結果一樣，但大家的情緒和考慮問題的角度就完全不同了。」
福爾曼認爲，很多人認爲關稅就是給別人收稅，而不是自己。實際上最終給關稅買單的，要麼是物價上漲後的消費者，要麼是引發對方的報復性關稅，還要把收到的關稅還回去。因此，「關稅被視爲保護本土產業不被國外競爭所衝擊的一種方式。可實際上，關稅提升了本地的物價，傷害的是消費者，同時也傷害了他們想保護的產業。」
「關稅通常由你們自己的消費者買單。」福爾曼說。
福爾曼認爲，這種對全球化的反思有很多成因。地緣更迭讓很多國家更關注於自給自足，加上貧富差距增大，移民問題，供應鏈問題，導致現在對於全球化有很多質疑的聲音。
「我覺得全球更像一株蒲公英而不是蘭花。無論你把蒲公英生在何處，它都能尋到蓬勃之道。蘭花則極度敏感，需要被呵護，要滿足所有生存條件才可以。貿易從某種程度來說就像蒲公英，因爲貿易的益處實在是太大了。」
總之，如今世界正在經歷諸多的地緣政治不確定性，眼下的挑戰就是如何能夠打造一個更加包容和具有韌性的國際貿易體系。展望未來，福爾曼強調了捍衛全球貿易的必要性，確保這些益處都會被廣泛分享。不同的國家之間都可以達成協議，鼓勵其他人共同參與。
「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能夠負擔得起繼續深入國際化，而是我們是否可以負擔得起不去國際化。」福爾曼坦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