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镭博士 光源资本董事总经理、医疗负责人本文特別鳴謝以下受訪者：
陳侃博士 啓明創投合夥人、醫療健康行業共同負責人
宋高廣博士 北極光創投 合夥人
洪鐳博士 光源資本董事總經理、醫療負責人
李寅博士 元禾辰坤 投資總監
張元博士 元禾辰坤金谷資本董事總經理
邵輝博士 湖岸生物副董事長，首席商務官
五十年與十年
若去查各國的藥品管理辦法，關於創新藥的定義，洋洋灑灑寫上萬字論文都不爲過。然而，在資本眼中，創新藥的定義只濃縮爲幾個標籤：高昂的研發費用，漫長的臨床週期，嚴格的專利保護和巨額的商業回報。
在業內，大家的共識是中國創新藥行業始於2015年，至於那一年發生了什麼，我們稍後詳解。
回顧美國創新藥的發展，在Biotech出現之前，醫藥領域的 VC 機構並不多。VC 機構真正進入創新醫藥領域的標誌，是1976年基因泰克（美國基因工程技術公司）的成立，該公司由風險投資家Robert A. Swanson和生物化學家Herbert Boyer博士共同創辦。從這個時間點來看，明年（2025年）恰好是中國創新藥十年、美國創新藥五十年。
我們會發現一個規律，宋高廣博士：「美國那些老牌的創新藥公司從創立到真正實現盈利，大概都經歷了十年及以上的發展歷程。」
1976 年成立的基因泰克，雖然1980年10月就在納斯達克上市了，但它真正實現盈利的時間，或者說它核心產品爆發的時間則是在1997年。
另一家同樣以風險投資作爲啓動資金的老牌創新藥公司安進Amgen，於1981年創立，在一度經歷了賤賣自己當家EPO給強生集團以求生存的囧境之後，於1992年首次躋身財富500強，當年公司產品銷售首次突破10億美元。
其實美國的創新藥行業也經歷過多次起伏，也經歷過幾次的生物科技股泡沫的傾覆，宋高廣博士：“比如1991年醫療股泡沫的破裂。以至於當時生物醫藥，生物科技的投資一度陷入冰點。
美國生物科技公司所面臨的週期性影響，一直在於工程性風險（研發是否能把產品做出來）和銷售性風險（銷售能否高價把產品賣出去）。幾乎沒有所謂的政策性風險，唯一稱得上政策性風險的變動，也只是在調整專利保護的大小範圍。
回看美國五十年的生物科技的發展，從結果來說確實經歷了很多的起起伏伏，但從影響因素來看，卻與中國大相徑庭。
2015年之前：下海、瘋狂與急凍
和衆多其他行業的民營企業崛起的契機相似，受益於改革開放和國企改制帶來的積極影響，很多國內的醫藥公司都集中成立於1995—2000年左右。例如1997年完成私有化的恒瑞醫藥，1998年成立的昭衍新藥，2002年成立舒泰神。這一部分醫藥企業，成爲了中國生物醫藥產業發展的基石。
1998年，國家醫藥管理局合併了衛生部的藥政局，把原來國家醫藥管理局的生產、流通的監督管理職能，以及衛生部藥政、藥檢職能合併，組建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SDA），成爲國務院直屬部門。2003年，在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SDA）基礎上組建（SFDA）。
“在 1998 年之前，因爲我們一直處於『缺醫少藥』的狀態。”宋高廣博士：“所以 1998 年到 2007 年之間批准了大量的新藥。近10年間獲批的新藥多達2萬多種。然而這種大規模的放開審批，必然引發了大量的造假、劣質藥、無效藥的問題。當時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鄭筱萸也因此身陷囹圄。”
“自此以後，在新藥審批這個環節上，中國幾乎陷入停滯狀態。從2007年到2015年的8年時間裏，我國僅批准了30多個創新藥，而同期美國每年批准的創新藥就約35個，也就是說這段時間裏，我們八年的新藥審批進度還不及美國一年。”
雖然審批環節極度收緊，但是在另一個外溢環節卻非常活躍，就是銷售環節。取代傳統國外大藥企所採用的”學術營銷“模式，一種新的營銷模式—「帶金銷售」悄然出現，並迅速成爲國內藥企的主流銷售模式。不可否認的是，這種銷售模式在當時非常有效，很大程度上解決了積壓的上萬種新藥的銷售問題，也讓醫藥行業進入了”銷售爲王”的時代。再加上2019年創業板的開市，衆多創新藥企們紛紛掛牌上市，生物醫藥領域一時間成就了一片熱鬧景象。
「直到2015年之前，這部分積壓的新藥和藥企才逐漸被市場消化完畢。」
2015-2021年：新生、泡沫與退潮
2015年被行業內普遍定義爲中國創新藥元年。因爲在這一年，SFDA重啓了對新藥的審評。
而面對近8年來2萬多件新藥審評的積壓，處理預期需要十年。新任SFDA局長畢井泉，採取雷霆手段發動7.22 臨床數據自查覈查。「你們這兩萬多件新藥不是都做了學術營銷，自己覺得數據也都挺好嗎？現在展開自查，如果你覺得自己的數據沒問題，你就留下，如果覺得數據有問題，就自己撤回。如果你留下了，但是被我查出有問題，那就會有非常嚴重的處罰等着你。」
結果一夜之間85%的申請主動撤回，後面又陸續撤回了90%。「這個事件標誌着中國創新藥領域開始了對數據的嚴格審查，也標誌着中國創新藥產業進入了一個新的週期。」
2015-2021年疊加了一系列的利好因素：醫藥政策的改革（《國務院關於改革藥品醫療器械審評審批制度的意見》），與國際藥物研發的接軌（中國加入了ICH），海外人才的回歸，區域政策的扶持（蘇州工業園區和張江工業園區等），資本退出路徑的順暢（港股18A政策和2019年科創板），再加上8年的審評空檔期給市場留出的巨大的fast-follow的空間，在上述所有要素的綜合作用下，大量的創新藥企業開始蓬勃發展。
同一時期，那些敢爲天下先的投資機構，像禮來、龍磐這類基金，在這個階段取得了令人羨慕的投資回報。再加上互聯網和消費行業的紅利出盡，硬科技逐漸成爲風險投資青睞的方向，一時間衆多投資機構都建立起自己的Biotech團隊，投身於創新藥這個充滿風險和誘惑的產業。
中國創新藥的黃金時代正式開幕，而黃金時代本身就意味着泡沫。
2010年成立的百濟神州，在2015年至2021年間進行了多輪高額融資，估值從幾億美元迅速增長至數百億美元，在上市初期仍處於虧損狀態，且主要收入來自合作伙伴的里程碑付款。
另一個例子是2011年成立的信達生物，同樣在2015年至2018年間進行了多輪融資，估值從幾億美元迅速攀升至數十億美元。2018年在港交所上市時，信達生物的市盈率高達數百倍，遠高於行業平均水平。
與上述兩家公司類似，君實生物、康希諾生物、復宏漢霖等一衆公司在這一時期都經歷不同程度的快速融資，估值瘋漲和上市之後的大幅回落調整。
「這個泡沫的產生，一個是科創板的開放和港股18 A的刺激，加上2020-2021年間的疫情，使得大家對醫療行業的重視程度迅速提升，再加上資本市場的烘托，三者的疊加，最終催生了中國醫藥產業這樣一個巨大的泡沫。從 2021年的9月開始下行，一直到現在，持續了三年的時間。行業裏的所有人也一直在消化這個巨大泡沫帶來的後果。」
研發
啓明創投合夥人、醫療健康行業共同負責人陳侃博士認爲中國創新藥研發經歷了從爬到走到跑的過程，如今接近領頭羊的狀態。
領頭羊的位置何解？截至2024年8月，中國新藥上市的數量來到910，這一數字接近了美國的一半，在國際上位列第二，位居第三的日本的新藥上市數量則爲797。
獲批上市的新藥代表現在，而在研的新藥管線代表未來。據醫藥魔方數據庫統計，截至今年8月，中國在研新藥管線數量高達5380，在全球佔比超過三分之一。與第一的美國（5397）相比，差距已經微乎其微。而排在第三位的韓國，在研管線數量就大幅降到了738。所有新藥管線中代表最高創新純度的First in class管線，中國也同樣取得了全球第二的亮眼成績。
數量上的優勢似乎還不能完全說明問題，洪鐳博士又爲我們提供了另一組數據：
近兩年，本土創新藥領域逐漸湧現出一批年銷售額超過10億元的大單品，如百濟神州的小分子化藥澤布替尼、復宏漢霖的曲妥珠單抗。我國正在逐漸完成由Me-too向Best-in-class和First-in-class進階的產業升級。創新藥產品質量也在初步得到全球市場驗證，2023年、2024年出現了一批重磅的BD，如百利天恒（首付款8億美元）、同潤（首付款7億美元）、銳格醫藥（首付款8.5億美元）等；此外普方、亙喜等企業分別以約18億美元、12億美元被MNC收購也標誌着國際產業方對中國標的的全面認可。
究其原因，李寅博士向我們表達道：“經過國內創新藥企業這麼多年從跟隨式創新到原創式創新的發展，一方面已經形成了非常高的「工程師紅利」，積累了大量的經驗豐富的一線研發人才。直接促使我們在進行fast-follow的過程中速度更快、分子優化更好、工程創新更好、穩定性更好或者成本更低。另一方面，國內的產業鏈完善程度也已經非常之高，以藥明爲代表的一批CRO公司，無論是提供設備、耗材，還是提供一些軟性服務，都極具全球競爭力。”
面對目前我國生物醫藥領域的基礎科研能力，臨床轉化能力以及產業化能力都在不斷升級的大背景下。陳侃博士表示：“需要認知到的是，創新藥第一波「低垂的果實」已經被摘完了，更長的時間週期內，中國更創新的技術比如first-in-class的靶點或許是下一步的機會，這些依靠中國臨床資源開發的新靶點將來能夠在全世界產生足夠大的影響力。”
專利
知識產權是所有創新藥的生命線。
「所有創新藥的核心就是它的化學結構，而這種結構在技術上是可以被『修飾』的。」宋高廣博士表示：“經過『修飾』之後的藥物，只要不影響整體結構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就可以成爲我們常說的仿製藥。專利保護的核心就是保護這些修飾點不被競爭對手模仿。如果沒有專利保護的話，藥企就與一個化工企業無異。而一個化工生產型企業的利潤，是不可能支撐創新藥研發所需要的巨額成本的。”
「專利懸崖」是製藥行業的獨特現象，指的是在藥物專利保護期內，可以給企業帶來豐厚的利潤。而在保護期過後，由於仿製藥的大量出現，帶來的利潤也會隨之一落千丈。
現實情況是美國對於專利保護的申請比較寬鬆，申請10個修飾點，就能保護10個修飾點，進而對於專利的保護就比較充分。而國內目前對於專利保護的申請較爲嚴格，申請10個修飾點，往往只能保護3個，其結果就是對於專利的保護不夠充分，剩下的7個修飾點都可以用來繞過專利。
這種不充分的專利保護的直接結果，就是某一款原研藥可能剛剛上市，一兩年內市場上就會迅速出現4-5家相同療效的仿製藥，而且價格還會低得驚人。無奈之下，原研藥企業被迫進入低價競爭的內卷之中，最終呈現出和境外市場相比落差巨大的產品定價差異。
以首款在美上市的國產PD-1抗癌藥爲例。2023年10月，君實生物宣佈其特瑞普利單抗獲FDA批准，成爲在美國上市的首箇中國自主研發和生產的創新生物藥。這款用於復發/轉移性鼻咽癌的治療藥物，在中國的售價，大概只有美國售價的3%。對此張元博士表示：「我個人投國內的創新藥，基本不會把專利列爲首要考慮因素。」
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如果我們的專利保護體系現在就100%對標美國，設立非常高的保護壁壘，會出現什麼結果？
「一方面，大量以仿製藥爲主要產品管線的本土企業將會被擠壓，甚至可能消亡。另一方面，老百姓的用藥成本會變高。」
醫保
短視頻平台中，歷年國談的「靈魂砍價」環節往往讓人大呼過癮，但對創新藥企業來說卻並不是那麼「愉快」的回憶。
醫保基金一直是國內藥品市場的最大支付方，錯過國談基本就等於錯過了國內市場最大的蛋糕。因此，「以價換量」就成了符合要求的創新藥企業蜂擁而至的底層邏輯。
2019年以來，通過醫保談判進入目錄的新藥數量明顯上升，尤其是國產創新藥。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23年，進入醫保的國產新藥數量從2019年的9款增至104款，佔已上市國產新藥的比例從13.2%提升至50.7%。
首次入選的創新藥品，平均價格降幅大約在40%至62%之間，絕大多數創新藥進入醫保之後，都實現了「以價換量」，銷售額大幅增長。以國產PD-1抗腫瘤藥物信迪利單抗爲例，其於2019年被納入醫保，2020年銷售額即實現了954%的增長，達到2.73億元。即便如此，大量的創新藥企們依然還在持續地虧損中，以價換來定「量」並沒有改變創新藥企們的經營困境。
「問題還是在於知識產權。」宋高廣博士認爲：「由於專利保護力度不夠，新藥第一年進入醫保後，第二年就會有很多的競爭對手湧入。一旦集採出現內卷，最終大家都沒法盈利。」
但是這種國家主導的醫保談判，把一個藥品控制在很低的價格，不是中國特有的。張元博士也提到：“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包括髮達國家其實是採用的也是同樣的模式。最大的問題其實還是同質化。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獨家性質的藥品，即使醫保談判，也沒有辦法集採，也就沒有辦法把價格壓得很低。”
提到對醫保制度的建議，洪鐳博士也表示：儘管醫保覆蓋面和支付比例有所提高，定價限制依然阻礙了初創企業的資本回籠。我們期待未來的醫保政策能夠給予創新藥更多的支持和包容。
正如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執行會長宋瑞霖先生所言：「中國創新藥不是要求醫保『包養』，而是『包容』，更要『鬆綁』，讓它們有機會展現市場競爭力。」
今年2月，國家醫保局下發《關於建立新上市化學藥品首發價格形成機制鼓勵高質量創新的通知》徵求意見稿，提出用一種新的「分層定價機制」來拉高真正具有創新價值的藥品市場定價，同時剛剛結束的2024年醫保談判也進一步強調了「鼓勵創新藥以合理的價格納入醫保」。可見，在「普惠」和「保護創新」之間，醫保局也一直在努力尋找一個平衡。
資本
由於難以自我造血，創新藥企業對於融資的依賴度之高，由來已久。
2015-2021年期間，受益於港股18A和科創板的開放，市場化資金的加速流入曾一度成爲支撐創新藥企業發展的主要動能。“但自2023年以來，由於IPO步伐放緩、資本對於企業退出途徑的擔憂、企業後續一輪融資困難導致的持續經營風險，以及基金募集難度的增大，創新藥領域投資遇冷。”洪鐳博士表示：「另一方面，國內投資生物醫療的資金屬性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在過去，美元以及市場化資金是投資創新藥的主力軍。其中的成長期創新藥更是當時美元基金的主要投向之一。而現在，美元投資人的缺位確實給創新藥企業的融資帶來了不小的挑戰。
「投資人退出渠道非常有限」，邵輝博士表示：「企業雖然在港股和美股可以IPO，但是融資額非常有限，解禁後股價馬上出現斷崖式下跌，流動性也很差，投資人靠在二級市場出售大量股票很困難。」
「從資金端來看，15年到21年是經歷了一個迅速爬坡的過程，」宋高廣博士表示，“但從 21 年起，資金迅速回落。有數據顯示，2024年的醫藥投資額與2014年相似。這意味着醫藥投資回到了10年前的水平。但是中國醫藥企業的數量已經十倍於2014年的水平還不止，形成了狼多肉少的局面。”
「許多處於資金極度飢渴狀態的創新藥企業不得不通過BD、New-co、信貸等方式籌措更多資金。」洪鐳博士補充道。
市場化資金減少注入的同時，CVC能否接棒成爲支撐創新藥企業發展的主力資金？
國際產業資本進入其實是種更加健康的變化。李寅博士表示：無論哪種投資人，去長期陪伴創新藥企業成長都是個艱難的選擇。因爲創新藥企業研發週期太長，歸零的風險也非常高，所以恰當的時候如果有國內外的產業資本來接棒也是一種機會。他們不但有資金的支持，也有產業上的資源去更好的往前推進新藥的研發。
另一方面，資本市場的遇冷，綜合估值壓低，也給投資人很多談判的空間和籌碼，邵輝博士表示：有很多創新藥領域的投資機會，比如新技術CGT，新型抗體技術如三抗，針對難成藥靶點的小分子領域都有不錯的標的企業。
出海
疊加了上述所有創新藥企們面臨的現狀之後，創新藥企們開始把視野轉到海外。
關於出海，有兩個必須知道的事實：首先，美國醫藥市場是全球最大的醫藥市場，佔據全球醫藥市場的1/3以上；其次，大部分國際大藥廠們都正在經歷衆多專利面臨過期的階段。
「不光是規模最大。」邵輝博士補充道：「而且美國的藥品定價全球最高，更是遠高於中國。得美國市場者得天下，這是醫藥行業的普遍認知。」
另一方面，陳侃博士給我們解釋道：「當下，國際大藥廠所面臨的LOE（Loss of Exclusivity），即衆多專利面臨過期的階段，中間將會產生上千億美元甚至更多的gap。想要填補就需要引進大量的產品，這是中國藥企的絕佳機會。」
「以往，人們傾向於認爲，國內開發的新藥在國際上沒有競爭力，只能在國內競爭。但2023年、2024年出現了一批重磅的BD和跨國併購案，都正慢慢改變着所有人的觀點。」陳侃博士表示：「在投資邏輯層面，大家明顯都更加關注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創新藥企們在出海模式的選擇上，也不斷地做出調整。傳統的自主出海模式，由於國內藥企的海外臨床和商業化能力欠缺，導致能夠實現自主出海的藥物屈指可數。截至2024年7月，只有8款藥物通過自主出海模式實現海外上市。
相比之下，2023年通過License-out實現出海的藥物數量達到58筆，貿易金額超456億美元，且2024年仍保持良好增長態勢。「此外，New-co交易最近也開始加碼。New-co交易指將公司核心產品的海外權利授權給海外成立的新公司，同時引入海外基金，搭建國際化管理團隊，以公司海外上市或被併購實現退出。」洪鐳博士補充道。
「越來越多的國內藥企會掌握在海外進行產品開發的能力，會融入海外的資本市場，出海的方式也會多元化，不單只是把產品交易出去，而是會通過併購、共同開發、海外上市等方式實現出海。另外會湧現一批單個產品能夠有30-50億美元銷售的預期，市值能夠達到50億-100億美元的來自中國的全球化藥企，這些都是潛在投資機會所在。」陳侃博士堅定地對我們表示。
國內創新藥企們蓬勃的出海大潮下有什麼隱藏的不足和風險？
「創新藥的產品開發與其他行業不同，主要是臨床試驗開發，涉及到很多臨床操作，所以企業出海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國企業在海外的臨床試驗能力嚴重不足；其次，中國創始人、管理團隊在面對歐美投資人時，交流能力、溝通能力都相對偏弱；第三，對歐美企業來說，我們的數據呈現形式存在不足，在很多地方不一定能達到他們的要求；最後，我們常用的估值體系也和歐美不太一樣，需要很高的溝通成本。」陳侃博士還表示：「而以上這些挑戰，在今年來流行的New-co出海模式種，都得到了很好的解決。通過New-co，可以進行估值調整，管線拆分，引進美國的管理層，更好地實現資產的價值。」
不過New-co這種模式，也有自己的問題。「我們也看到一些隱憂。」洪鐳博士分析道：
（1）New-co 模式的交易條款和談判更爲複雜，除去對首付款、里程碑+銷售分成的考量，還需要考慮新公司股權、投票權、專利轉移和稅務等相關問題，這對團隊的能力和協調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在New-co模式下，M&A/IPO退出後有相當一部分資金會流到海外市場，只有少部分資金會回流至國內反哺產業鏈，這對國內產業鏈相對不利；
（3）在目前我們參與的New-co項目中，海外基金相對強勢，企業由於選擇有限常常處於劣勢，在爭取現金、談判條款等方面都不盡如人意。
李寅博士還提到一個容易被人忽視的問題：“國內創新藥企在出海時可能會面臨的問題是資產價格被低估，定價權掌握在別人手裏。不過，由於「工程師紅利」和產業配套成熟帶來的低成本，也確實是MNC找我們採買產品的原因之一。”
另一個比較現實的問題就是，從投資人的角度，如果國內創新藥企的出海以資本交易形式，那麼當初在投資條款中並沒有設計與之匹配的退出模式。
張元博士解釋稱：「與國外Bio-tech公司的併購形式不同，中國的創新藥公司在海外收併購形式上通常只是產品本身的授權，這就意味着投資人在退出時並沒有設置相對應的退出機制。」
事實情況也確實如此，鈦媒體創投家了解到，多家Bio-tech企業通過出海，取得了不錯的銷售收入，但是投資人卻無法拿到回報，雙方也正就這一矛盾積極尋求解決方案。
AI
今年最熱的AI+生物醫藥的新聞莫過於諾獎的頒佈。2024年10月9日下午，諾貝爾基金會宣佈將今年的諾貝爾化學獎授予三位研究領域與AI相關的科學家，三位科學家的研究成果都和AI預測蛋白質結構有關，他們開發的AI解決方案成功應對了50年來蛋白質結構預測領域的重大挑戰，加速了生物醫藥領域的科學發現。
“過去五十年內，科學家們只解析了2萬個蛋白結構，而在『阿爾法摺疊2』問世後的短短几年內，這個數量上升到2億個。”宋高廣博士解釋道：「這將極大推動生物醫藥領域的研究進度，就像百年前「構效理論」的提出一樣，這套蛋白質結構的預測方法也爲未來具體的藥物開發提供了一個理論基礎。基礎科研的突破是對整個行業的極大促進，但在後端的實際應用和商業化方面仍然面臨着很大的挑戰，路還很長。」
雖然短期內不會有實際應用方面的商業化成果，“但是投資和市場關注度也會隨着諾獎的頒佈大幅提升，推動資金的湧入和更廣泛的應用，推動企業在研發領域的投入和應用。”邵輝博士認爲。
事實上AI製藥領域的融資事件並不算少，數據顯示，2024上半年，全球AI製藥融資69起，投資額33.36億美元，是2023年同期的兩倍多。
在中國，AI製藥融資同樣吸睛。據不完全統計，2024上半年有18家AI製藥獲得投資，普遍投早投小，AI+蛋白質優化成爲熱點，拿下1億美元融資的劑泰醫藥脫穎而出。
“因爲很多製藥公司都會用到一些AI的CADD或者更高級的工具，而在融資的時候也會願意講一些比較fancy的概念，但客觀上我們知道他們都不是做AI製藥的。”張元博士表示。「有時候，有前景和有投資機會是兩件事。」
真正的AI製藥爲什麼支撐不起一家創新藥公司的核心價值？
陳侃博給我們做了解答：“AI製藥的優勢，一方面能加速藥物研發並且降低成本，另一方面是針對那些比較難成藥的靶點開發藥物。然後從加速和降本的角度來看，AI製藥只能在臨床前藥物發現階段起作用，而製藥最花時間和成本的其實是臨床和生產，而AI製藥並沒有辦法加速臨床試驗和藥物生產。而從開發難成藥的靶點藥物來看，這類藥物完成發現階段後，需要至少6-8年時間的臨床才能被批准上市，因此很難在短時間內證明AI製藥的效果。”
但AI技術依然在各個方面給製藥領域的全流程帶來了新的變量。「高通量篩選等技術能夠產生大量高質量生物學和醫學數據，利用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可以解析這些數據，發現新的生物學機制和藥物靶點；計算機模擬和虛擬篩選能夠更廣泛地探索化學空間，找到最優藥物化合物；在臨床試驗方面，去中心化試驗和數字孿生系統可以模擬並準確預測試驗結果，加速並優化以患者爲中心的臨床試驗設計；通過大數據幫助生成真實世界的臨床數據研究。這些「幹實驗」技術的進展，是對傳統「溼實驗」方法很好的補充，並且已經越發廣泛地得到製藥行業從業者的認可。」陳侃博士爲我們講解道。“相信在不久的將來，AI能夠將藥物研發從高成本、低成功率逐漸轉變爲更像科技行業的新研發範式，產生更廣闊的發展前景和投資價值。
最後我們以幾位受訪者的金句作爲本文的結尾：
無論是產業層面還是投資層面，真正的價值應該來自藥物產品讓患者獲益的潛力。——陳侃博士
選擇創新，就意味着要承擔創新可能帶來的風險和結果。——宋高廣博士
堅定地投資具有「適者生存」精神的企業家。——洪鐳博士
終極問題是誰來爲日益高漲的研發成本買單。——李寅博士
人們大多數的時候會太過高估一個技術的短期應用又太過低估它的長期，AI製藥就處在這麼一個階段。——張元博士
生存仍是初創型生物醫藥企業面臨的首要問題——邵輝博士
（本文首發於鈦媒體APP，作者｜郭虹妘，編輯｜陶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