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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la's "Cybercab" global debut sends stock fa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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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周三Tesla盘后复盘图表解析式:全程监控

梦醒时分:堕落与高尚
堕落很容易,高尚很困难。
灵魂拷问:先下后上?还是先上后下?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何以解困?唯有深跌重买。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如果命运没让你大笑,那是因为你根本没弄懂那笑话。如果金融交易没让你发大财,那是因为你根本没觉悟金融交易的真谛!
If fate doesn't make you laugh, it's because you didn't understand the joke. I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do not make you rich, it is because you have not realized the true meaning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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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物理诺奖得主的照片折射出世界各国各族裔的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教育理念、科学研究的差别,没有弯道超车,只有自由、平等、博爱才能导致思想繁荣,学术繁荣,科学繁荣。所谓的高度一致,高度统一,只能产生一潭死水,裹足不前,万马齐喑。这是导致东西方差距的最根本原因。
A picture of the Nobel Prize winner in physics reflects the differences in ideological freedom, academic freedom, educational concept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world. There is no turning to overtake. Only freedom, equality and fraternity can lead to the prosperity of thought, scholarship and science. The so-called height of unanimity, height of unity, can only produce a pool of stagnant water, standing still, ten thousand horses stood. This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gap between East and West.
量子力学是20世纪与相对论并列的两大基础学科,也是20世纪最激动人心的一场物理学的思想革命。爱因斯坦就采用了光量子假说,他认为光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波,不是单纯的波,光其实就是携载一份一份能量包的微粒状态。所以某种意义上说,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其实就标志着量子论早期的一个重要成就,成为量子力学早期的领军人物之一。爱因斯坦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20世纪的“世纪伟人”。他开创了现代科学技术新纪元,被公认为是继伽利略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是这个世界的“独行者”,拥有着超凡脱俗的想象力,爱因斯坦曾说过,他相信直觉,觉得想象力比知识重要;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不过是喜欢刨根问底追问问题罢了。随着量子力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发现,量子力学以更加奇怪的方式改变了人们对微观世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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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爱因斯坦也有犯错的时候。他一辈子都坚决没法相信量子力学的概率解释,而且有一句名言叫:上帝不掷骰子。也就是说,上帝当然是要给出这个世界的确定性答案。所以爱因斯坦为此一直强调量子力学大概只是一个过渡理论,大概只是一个唯象理论,它没有真正的发现这个世界的真正本质。但是随着量子力学的进一步发展,发展的方向完全出乎爱因斯坦意料之外。以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为代表的量子力学第二代人物,与爱因斯坦之间发生了很多严重分歧。最有名的分歧就是尼尔斯·玻尔和爱因斯坦有一场关于量子力学是否不完整、不完全的一场剧烈的争论。爱因斯坦想了很多实验,逼问尼尔斯·玻尔,都被尼尔斯·玻尔一一化解,表示量子力学就是这个样子的。爱因斯坦晚年曾经想设计一些实验来证明量子力学是不完整的。等他们俩都去世以后,物理学的最新发展表明,爱因斯坦是错的,尼尔斯·玻尔是对的,量子力学尽管看起来十分的奇特,它的世界图景看起来实在很荒谬,但是它是完整的、完备的,它是与实验完全符合的。
他的广义相对论基本也是一个人干的。尽管在做的过程中,好多人跟他讨论、商榷,但是他一个人完成了所有的事情。这种独往独来的性格,有可能影响了爱因斯坦后期的科学事业。他没有在当时火热的量子力学领域做出更多的成就,相反跟量子力学的科学家们渐行渐远。越到晚年,他的工作就越没有人跟随,他所设想的统一场论想法,到死也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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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斯·亨里克·达维德·玻尔[a](丹麦语: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年10月7日—1962年11月18日),丹麦物理学家,1922年因“他对原子结构以及从原子发射出的辐射的研究”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玻尔发展出原子的玻尔模型。这一模型利用量子化的概念来合理地解释了氢原子的光谱。他还提出量子力学中的互补原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间量子力学及相关课题研究者的活动中心,哥本哈根大学的理论物理研究所(现名尼尔斯·玻尔研究所),也是由玻尔在1921年创办的。
20世纪30年代,玻尔积极帮助来自纳粹德国的流亡者。在纳粹德国占领丹麦后,玻尔与主持德国核武器开发计划的海森堡进行了一次著名会谈。他在得知可能被德国人逮捕后,经由瑞典流亡至英国,并于该国参与了合金管工程。这是英国在曼哈顿计划中承担的任务。战后,他呼吁各国就和平利用核能进行合作。他参与了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及丹麦原子能委员会里瑟研究部的创建,并于1957年成为北欧理论物理研究所的首任主席。为纪念玻尔,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决定以他的名字命名107号元素,𨨏。
尼尔斯·玻尔1885年10月7日生于丹麦哥本哈根。父亲克里斯蒂安·玻尔是哥本哈根大学生理学教授。母亲埃伦·阿德勒·玻尔出身于一个在银行业和政界都声名显赫的犹太富商家族。姐姐珍妮后来成为一位教师。弟弟哈拉尔则成为一位数学家。哈拉尔还曾是丹麦国家足球队的成员,并代表丹麦参加了1908年夏季奥运会的足球比赛。尼尔斯也非常喜欢足球,并与弟弟一起曾为哥本哈根的学院足球俱乐部出场了几次比赛,司职守门员。
玻尔七岁起开始在伽末尔霍姆拉丁语学校学习,除了丹麦语写作之外,他的绝大部分科目都成绩优异。他在这一时期也已展示出对于物理学的热忱。1903年,他进入哥本哈根大学学习物理。他的导师是该所大学当时唯一的物理学教授克里斯蒂安·克里斯蒂安森。玻尔还在托瓦尔·N·蒂勒教授的指导下学习了天文学与数学,并跟随父亲的好友哈拉尔·许夫定教授学习哲学。
丹麦皇家科学院1905年举办了一场物理论文竞赛。题目是研究瑞利男爵在1879年提出的一种测量液体表面张力的方法:依据测量水射流的流速、截面面积与半径振动频率去估算其表面张力。由于哥本哈根大学当时没有物理实验室,玻尔只得在父亲的实验室进行一系列实验。为了完成实验,他还自行制作了截面为特定椭圆的玻璃试管。他最终的成果超过了原来设定的要求。他对于瑞利勋爵的理论与方法加以改善,提出了一种考虑到水的黏性的测量方法。而且他的方法不但能处理无限小振幅振动的案例,还能处理有限振幅振动的案例。他的论文尽管是在临近截止期限前几分钟提交的,但还是为他赢得了金牌。后来,他又将这篇论文加以改进,然后送交英国皇家学会,并在《自然科学会报》发表。
玻尔在这一时期经由许夫定接触到丹麦哲学家索伦·奥贝·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并且曾经将克氏的著作送给弟弟作为生日礼物[14]。玻尔非常欣赏克氏的语言及行文风格,但他曾亲口承认不太赞同克氏的一些观点。这可能是克氏在其著作中宣扬的基督教教义与玻尔的无神论观点相抵触。
克氏对于玻尔到底产生了多大程度的影响仍然存在争议。一些传记作者认为克氏对于玻尔的影响非常小,他们相信玻尔对于克氏的反对言论是发自真心的。另外一些传记作者则认为玻尔虽然不能接受克氏哲学的具体内容,但仍认同其总体的前提及架构。
1909年4月,玻尔的弟弟比他早九个月获得数学硕士学位。当时学生的学位论文题目只能由论文导师给定,而玻尔的论文导师克里斯蒂安森所给的题目是金属的电子理论。玻尔后来又将他的硕士学位论文进一步发挥与扩充成其博士学位论文,在检索相关文献后,决定采用金属电子理论模型。这一模型是由保罗·德鲁德提出,后来又经亨德里克·洛伦兹详细阐述,而模型中金属的电子性质与气体分子类似。玻尔将洛伦兹的模型加以延伸,假定电子与离子之间的作用力与它们之间距离的n次方成反比,其中n为任意实数。玻尔虽然通过这一假定推导出了较好结果,但仍不能对于汤姆孙效应、霍尔效应等现象给出合理解释。因此他推断,经典电子理论并不能解释金属的磁性质。他个人认为这是一种量子效应。这篇学位论文1911年4月被接受。他在5月13日进行了论文的正式答辩。玻尔在博士论文中所做的工作虽然具有一定突破性,但由于是以丹麦语写成的,因而并没有引起北欧以外的学者的关注。1921年,荷兰物理学家亨德莉卡·约翰娜·范莱文独立地推导出了相同的结果。后世的物理学家因而称这一金属的磁性质理论为玻尔-范莱文定理。
1910年,玻尔结识了玛格丽特·内隆德(Margrethe Nørlund),她是数学家尼尔斯·埃里克·内隆德的妹妹。1912年8月1日,二人在斯劳厄尔瑟市政大厅举行结婚仪式。玻尔于婚前退出丹麦教会,他弟弟哈拉尔也在结婚前离开教会。尼尔斯和玛格丽特伉俪情深。二人共育有6个儿子。长子克里斯蒂安1934年死于船难,幼子哈拉尔因脑膜炎早夭。奥格继承玻尔的衣钵研究物理,并获得了197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汉斯、埃里克与欧内斯特则分别成为内科医生、化学工程师及律师。欧内斯特还像他的叔叔那样代表丹麦参加1948年伦敦奥运会的草地曲棍球项目的比赛。
爱因斯坦曾于1909年提出,在描述光的物理行为时,必须将其波动性与粒子性都纳入考量。1923年,路易·德布罗意假定物质粒子也都具有波粒二象性,即具有波动和粒子的双重性质。这一论述后来称为德布罗意假说。1927年,戴维森-革末实验证实了德布罗意假说。这一系列重要发展促使玻尔与海森堡聚焦研究波粒二象性,可是,由于其极具难度,尽管绞尽脑汁研究探索,他们仍旧无法找到正确解答。1927年2月,玻尔在挪威疗养时构想出了互补原理。这一原理阐明,基于不同的实验框架,事物会表现出像波粒二象性这样明显对立的双重性质。在同一段时期,海森堡也发展出不确定性原理。那年秋天,海森堡升迁为莱比锡大学的教授。从4月份开始,延续了一整个暑期,奥斯卡·克莱因负责听写玻尔口述与修改关于互补原理的论文。同年9月,在意大利科莫召开的伏打会议中,玻尔首次提出互补原理。从量子力学的新概念所衍生的哲学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尽管为量子力学贡献良多,爱因斯坦对于这些新概念还是提出了诸多批评。互补原理也不在例外。爱因斯坦与玻尔后来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论争,直到爱因斯坦去世。
随着纳粹主义的崛起,很多学者或因其犹太出身或因与政府持不同政见而逃离了德国。193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专门划拨出款项来援助这些流亡的学者。同年5月,玻尔在造访美国时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当时的主席马克斯·迈森讨论了这个项目。玻尔提供这些流亡学者临时在他的研究所里工作,给予他们资金援助,帮助他们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并最终帮助他们在世界各地的研究所找到工作。他曾经帮助过的学者包括圭多·贝克、费利克斯·布洛赫、 詹姆斯·弗兰克、 乔治·德海韦西、奥托·罗伯特·弗里施、希尔德·利瓦伊、莉泽·迈特纳、乔治·普列切克、尤金·拉宾诺维奇、斯特藩·罗森塔尔、埃里希·恩斯特·施奈德、爱德华·泰勒、阿瑟·冯·希佩尔以及维克托·魏斯科普夫。
1940年4月,纳粹德国占领了丹麦。为了防止德国人发现马克斯·冯·劳厄以及詹姆斯·弗兰克的诺贝尔金质奖章,玻尔让德海韦西将它们溶解在王水中,并存放在研究所的书架上直至二战结束。战后,诺贝尔基金会利用从中析出的黄金重新铸造了两枚奖章。玻尔努力维持研究所的运营,但所有外籍学者此时都已经离开了。
玻尔意识到了利用铀-235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并在战争爆发不久后向英国与丹麦当局说明了这一点,但他当时并不相信以当时的技术能提纯出足够的铀-235。1941年9月,已成为德国核武器开发计划首席科学家的海森堡拜访了身处哥本哈根的玻尔。在这次会面中,二人进行了一次私人谈话。但谈话的内容因来自各方大相径庭的描述而引起后世诸多的猜测。。
在海森堡1957年写给当时正在编著《比一千个太阳更耀眼:原子科学家们的个人史》的罗伯特·容克的信中,他说当时拜访哥本哈根的用意是想告诉玻尔一些德国科学家有关原子弹的看法:只有在耗费巨大资源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制造出原子弹。在那时,德国科学家高估了需要耗费的资源,这使得双方的科学家成为影响未来原子弹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他们可以让纳粹政府知道原子弹可能来不及用在战场。然而,当海森堡透露这看法给玻尔知道时,玻尔感到无比震惊,玻尔以为海森堡想要将德国在制造原子弹上获得重大成果的信息传达给他。很可惜的是,海森堡无法澄清这误解,他不能更直白地说出他心里的话,因为纳粹政府很可能会监听到这些话,并且未来用为迫害他的不利证据;而玻尔已不再能够信任他,玻尔怀疑他不是不诚实,就是被纳粹政府利用了。很明显地,这次会谈并未达成海森堡的目的,海森堡很不满意这次会谈的效果。
当玻尔读到这本书的丹麦语译本中的相关章节后,他起草一封致海森堡的信。在信里,他让海森堡知道,海森堡对于那次会谈的记忆有误,他又作出解释,在会谈时为什么对海森堡的德国能获得战争胜利以及德国能发展出原子武器的看法保持沉默是金的态度,这是因为他们应被视为在一场战争中的对立双方代表,海森堡可能是过度紧张,因此把他的沉默误认为震惊,如果他曾经表现出任何震惊的行为,那可能是因为他听到有关德国正在参与一场原子武器竞赛的消息,而并不是因为海森堡表示原子弹是可以被制成的。这封信并没有寄出。
迈克尔·弗莱恩在他1998年写的戏剧《哥本哈根》中探寻了海森堡与玻尔1941年的会面中可能发生了什么。2002年,由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该剧的电视电影版9月26日首次登上荧屏。
1943年9月,玻尔和他的弟弟哈拉尔得到消息。由于他们的母亲埃伦·阿德勒·玻尔的犹太人出身,纳粹将他们一家认定为犹太人。他们因此面临被逮捕的危险。9月29日,丹麦抵抗组织帮助玻尔和他的妻子经海路逃至瑞典。次日,玻尔力劝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公开瑞典为犹太流亡者提供政治避难的政策。1943年10月2日,瑞典政府通过广播宣布已经准备好提供政治避难。随后,丹麦国民开始自发进行大规模的丹麦犹太人拯救运动。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玻尔的行动是大规模拯救运动的直接诱因,而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玻尔尽管已为丹麦犹太人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但他的行为并非这大规模行动的决定性原因。最终,七千余名丹麦犹太人逃到了瑞典。
当玻尔出逃的消息传到英国后,彻韦尔子爵向他发了份电报邀请他来英国。玻尔乘英国海外航空所属的一架德哈维兰蚊式轰炸机10月6日抵达苏格兰。为了用于装载珍贵物资或是重要乘客,这种不带武装的高速轰炸机被改造为小型运输机,由于飞行速度较快以及飞行高度较高,尽管当时挪威已被德国占领,它能够穿过挪威上空而不被德国战斗机骚扰。在飞机的炸弹舱置放了一个褥垫,玻尔躺在褥垫上度过了3个小时的飞行航程。在飞行途中,由于飞行帽尺寸不合适,玻尔没有把飞行帽带上,因此没有听到飞行员指示把氧气面罩带上,这导致了飞机在飞经挪威上空时,由于爬升至较高的飞行高度,玻尔因高空缺氧而晕了过去。飞机飞到北海上空后,由于飞行高度略微下降,他才醒过来。玻尔的儿子奥格一周后乘另一个航班抵达英国,并成为他的个人助理。
玻尔受到了詹姆斯·查德威克以及韦弗利子爵的热情接待,但出于安全因素考量,玻尔并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他被安排住在圣詹姆斯宫的一个公寓里。并与合金管工程团队共事。玻尔惊讶于当时核武器的发展进度。查德威克安排玻尔以合金管工程顾问的身份访问美国,奥格担任他的助手。1943年12月8日,玻尔到达华盛顿。在那里,他与主持曼哈顿计划的莱斯利·格罗夫斯中将进行了会面。随后他又拜访了当时身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爱因斯坦与泡利,并前往当时正负责核武器研发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出于安全因素考量,官方为玻尔父子取了化名。玻尔的化名为尼古拉斯·贝克,他的儿子奥格的化名为詹姆斯·贝克。
玻尔并没有留在洛斯阿拉莫斯。但在之后两年,他又多次访问那里。罗伯特·奥本海默称玻尔“对于那些年轻人来说就像是科学事业上的父亲一样”。这些年轻人中就包括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玻尔曾说:“他们在制作原子弹这件事上并不需要我的帮助。”但奥本海默认为玻尔在调制中子起爆器的研制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奥本海默说:“这个装置一直是个难题。但1945年2月经玻尔说明后,一切就变得十分清楚了。”
玻尔很早就意识到核武器会改变国际关系格局。1944年4月,他收到了彼得·卡皮察的来信。这封信是在玻尔还在瑞典时写的。信中卡皮察邀请玻尔到苏联来,并告知玻尔苏联已经意识到了英美的核计划并力争赶上两国的进度。玻尔在给卡皮查的回信中不置可否,并在寄出前交给英国当局审阅。1944年5月16日,玻尔面见温斯顿·丘吉尔,却发现与他意见迥异。丘吉尔并不赞同将核计划向苏联公开的想法。他在一封信中写道:“玻尔的活动应该受到限制,否则他很快就要到道德犯罪的边缘了。”
奥本海默建议玻尔面见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说服他与苏联共享曼哈顿计划以加快研发进度。玻尔的朋友,时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将玻尔的意见告知总统。罗斯福1944年8月26日会见了玻尔,并建议他回英国,尝试去说服英国当局。当丘吉尔和罗斯福1944年9月19日在海德公园会面时,决定不将核计划公之于众。而在他们谈话的备忘录中,还附加了这样的条款:“应该对玻尔教授的行动加以关注,并确保他能承担不泄密的责任,特别是对俄国人。”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告终,玻尔在1945年8月25日回到了哥本哈根,并于9月21日重新当选为丹麦皇家科学院院长。1947年10月17日,在克里斯蒂安十世的追悼仪式上,国王弗雷德里克九世宣布授予玻尔大象勋章。通常只有王室成员和国家元首能获此殊荣。国王说这一荣誉不仅仅只是授予玻尔个人,更是授予整个丹麦科学界。玻尔设计了自己的纹章。纹章中附有太极图以及格言“对立即互补”(拉丁语:contraria sunt complementa)。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政府发现,自然科学亟需大量的财力和物力的支持,特别是在物理领域。为避免人才进一步外流到美国,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简称CERN)被迅速组建发展,这是一所高能量实验室,专注于对于物质的最小组分与他们所感受到的基础力做理论与实验研究。为了赶上其它国家的物理水准,并且发现新物理现象,CERN必须承担更为庞大的大科学项目,即建造能量更高的新一代粒子加速器。在选址方面。玻尔和克拉默认为位于哥本哈根的研究所会是一个理想的场所。但主持前期讨论的皮埃尔·奥格并不同意。他认为玻尔的研究所已经不再是最一流的研究所了,而且玻尔的存在会掩过其他的科学家。经过长期的争论后,玻尔在1952年二月表示愿意向CERN提供援助。同年十月,CERN的地址被选定在日内瓦。在当地的研究设施就绪前,CERN的研究机构一直在哥本哈根作业至1957年。后来就任CERN主任的维克托·魏斯科普夫说:“也许有其他人来构想和创建CERN。但如果没有一个人的支持,其他人的热情和才智都是远远不够的。”
1957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成立了北欧理论物理研究所,由玻尔担任其主任。1956年2月,玻尔还参与了丹麦原子能委员会里瑟研究部的创建,并出任了其首任主任。
玻尔1962年因心脏衰竭在他的家中去世。他的遗体被火化。他的骨灰与他父母、弟弟以及长子克里斯蒂安的骨灰一起安葬在位于哥本哈根阿西斯滕斯公墓的家族墓地中。多年后,他妻子的骨灰也被安葬在那里。1965年10月7日,玻尔冥诞80周年之际,理论物理研究所正式更名为尼尔斯·玻尔研究所。
1950年6月,玻尔在写给联合国的一封公开信中呼吁国际社会就和平利用核能进行合作。1950年代,在苏联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后,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所采纳的防止核武器扩散措施中可以找到玻尔的一些点子。1957年,玻尔获得了首次颁发的原子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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